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撕畫人與縱火者

-撕畫人與縱火者
  前幾天,我在小欄談過一幅由港商許榮茂先生以一億三千萬搶救回來贈送給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絲路山水地圖》,這幅長逾三十米的手卷,打開來,可鋪滿整條走道,卻原來,它是幅未完畫卷。

  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林梅村教授考證,此畫原長四十多米,現在搶救回來的,是原畫四分之三,還有四分之一下落不明。
  他說,這種撕毀古畫的愚蠢行為,是古董商慣用手法,令一幅畫可以賣兩幅畫的價錢。還以為這種破壞文物的行為是電影橋段,沒想到現實中果真有如此缺德奸商。
  說到被破壞的文物,香港人認識最深的,該是園明園失落的十二生肖銅獸頭像。成龍拍過電影,賭王何鴻燊買過來捐給國家,十二生肖中,八尊獸首已歸國,但仍有四尊不知所終。
  當年國家積弱,國土國民被八國聯軍蹂躪,丟失文物已成家常便飯。最讓人痛心的損失,莫過於清代用了一百五十年建成的舉世無雙皇家御苑——圓明園。
  看今日故宮一樑一柱都是寶,想像一下比故宮還要大一萬平方米的圓明園,當日被英法聯軍瘋狂搶掠後再放火燒足三日三夜,所有搬不走的寶藏及建築,連同三百多太監、宮女、工匠,一同葬身火海,整座圓明園付諸一炬,實在恨難平。
  火燒圓明園,史書有得讀,歌仔有得唱,但大家又可知道,這火,是誰放的?
  最近看了智者譚炳昌先生的一篇舊作《伊利近街和火燒圓明園》,讓我覺得是時候翻翻舊帳,點燃一下大家的國仇家恨。
  中環蘇豪區有一條伊利近街,好多人都曾在這裏喝過咖啡逛過排檔;然而,大家可知這個伊利近伯爵,原來就是火燒圓明園的縱火者。
  一八六○年,伊利近是鴉片戰爭的英方談判代表,十月十八日下令焚毀圓明園,表面是報復清軍虐待外交人員,實質是為圓明園的搶劫行為毀贓滅跡。因為他的內地譯名叫「額爾金」,故大家未必聯想到這個伊利近就是火燒圓明園的罪魁。
  譚炳昌形容中國領土上有條以伊利近命名的街道,「就好比在華盛頓來個『拉登廣場』或者在巴格達出現一條『布殊總統大道』一樣刺眼。」
  但我覺得這段釘在街頭的歷史,不必刪除、更不應忘記,最好用來做活教材,告訴下一代,紳士原來的魔鬼相。
屈穎妍

2017年12月5日 星期二

搶救文物的無名英雄

搶救文物的無名英雄
  一頓飯,吃了兩億元,這是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親口說出來的真人真事……

  去年全國兩會之後,董建華先生邀請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來港演講,一下飛機,董就請院長吃晚飯,他帶來一些朋友,並請院長簡介一下故宮情況。
  當院長說到正在啟動「養心殿」維修保護項目,還差八千萬資金就可以起動時,席間一位個子小小、溫文爾雅的先生輕輕地說:「你們尚欠八千萬?由我來付吧!」
  一頓飯、一位素未謀面的商人,一擲就八千萬,單院長感動更感恩,這才細細打量眼前善長,原來這位愛國企業家是世茂集團主席許榮茂先生,多年來已在各領域給國家累積捐款十二億元人民幣,曾獲「2014中國首善」、「2015中國慈善領袖」、「2016中國慈善榜終身成就獎」等殊榮,是位名副其實的隱形善長。
  剛解決了八千萬問題,單院長又遇上另一難關。今年五月,有人發現一幅極具歷史研究價值的明朝《絲路山水地圖》,三十年代被日本人搶去,藏於京都私人博物館,後輾轉落到收藏家手上,現開價二千萬美元(港幣一億三千萬)求售,院長怕地圖被人捷足先登,急如熱鍋螞蟻。
  許榮茂先生聽聞此事,立即聯絡單院長,願意獨力出資,把地圖搶救回來,捐給故宮博物館。
  結果,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十一月訪華之前,文物成功歸國。習主席帶領特朗普遊故宮,還看了這張長達三十多米的絲路地圖。
  地圖勾畫了東至甘肅嘉峪關,西至今日沙特阿拉伯聖城麥加,中間還標註了烏茲別克、阿富汗、伊朗、敍利亞等共二百一十一個國家及城池,連美國總統都為之驚歎,四百多年前的中國地理,已經那麼精準。
  習主席說:「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源於輝煌歷史,所以,特朗普一下飛機,習主席就帶他去看歷史看文化。
  一人能挑千斤擔,眾人能移萬座山。如果,這世上能多幾位許榮茂,我們喪權辱國年代丟失的文化,很快就會一一回歸,大國輝煌,指日可待。
屈穎妍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世界艱難

 世界艱難
        我有位朋友是高級打工仔,年薪數以百萬元計。最近與他聚會的時候,聽到一個改變了他一生打工經歷的故事。
  我這位朋友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文大學畢業,一年之後回到中大的學生事務處做行政主任。這是一份高薪工作,當時的月薪七千元,而一般大學生的月薪只有二千多元。朋友的辦公室面積有二百、三百呎,比現時的納米樓還要大。
  朋友口才了得,年輕時有點恃才傲物,但上班幾月之後,他的老闆、學生事務處處長開始對他有意見,朋友是她挖進去工作,本來是很賞識他的。有一天,女上司叫朋友到她的辦公室大罵一番。她批評朋友不知道機構要些甚麼,不知道如何積極做出貢獻,也不知道如何分擔老闆的工作,只知道想着自己。女上司告訴朋友,以後與她開會時,都要帶著記事簿,記下老闆要求的工作。更要朋友不但完成老闆指示的所有工作,還要主動找工作做。
  女上司最後說:「當你做到所有的上級都喜歡他,搶着要你幫他們工作,你就成功了。」女上司主要是批評朋友太過自我中心,做事被動。女上司罵了朋友個多小時,連放工時間也過錯了,最後說:「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心中不服氣,小朋友,我告訴你,The world is tough!(世界艱難)以後做事,記着我這句話吧。」
  朋友形容走出女上司的辦公室的時候,心情極度沮喪,雙腳發軟,眼前發黑,就像世界末日。雖然很不服氣,但又不想失敗地離開職場,對女上司的訓話,反覆思考,朋友最後總結,女上司的說話就如醍醐灌頂,令他終生受用不盡。他往後做事的原則,就是不再從自己出發,不再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再覺得上司對他很差勁,而要非常「爛做」,極度盡責。經此一役,朋友的人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後來終於成為一個上司搶着要找他做事的好員工,此後的工作也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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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文字陣地


文字陣地

        潛移默化四個字,其實是洗腦的最高境界,一點一滴,影響於無形,其中一種潛移默化的方法,是文字、用字。

 

        過去我們的媒體常說「中港交流」、「中港台」,叫得琅琅上口,卻沒有發現,其實這是一種潛移默化,靜靜地將中國、香港和台灣模糊成地位對等的三個個體,彷彿彼此沒有附庸關係。

 

        我們不會說「日港」、「英港」、「法港」……因為大家知道香港的對應頂多是東京、大阪、倫敦、巴黎,但不知怎的,我們的新聞、政府官員、甚至教科書,卻常把「中港」掛在口邊。

 

          最近,新華社終於公佈了一批媒體及官員的禁用詞,終止了過去語言上的潛移默化,尤其港澳適用字上,更是針對這些年我們國不國、區不區的冇大冇細說法。

 

         譬如,我們以後不能再用「中港」,可用「內地與香港」、或者「京港」、「滬港」,避免讓人誤以為香港是國家。中央官員來港,不能叫「出訪」,應叫「視察」、「考察」或「訪問」。香港來的旅行團不叫「國內旅遊」,應為「內地旅遊」,因為同一個國,本就沒有國內外之分。

 

        九七回歸,我們常常說是「主權移交」或者「收回主權」,以後這種說法要改,正確應為「恢復行使主權」及「政權交接」。

 

        另外,一些概念,新華社也定出指引,例如香港、澳門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不得說成三權分立」;反對派自我褒揚的用語也要慎用,如「雨傘運動」應稱為「違法佔中」;「佔中三子」應是「非法佔中發起人」或「佔中三丑」;陳日君不用「榮休主教」而是「前主教」等等。

 

        也許黃絲帶又要說甚麼文字獄呀、言論自由呀,但一個國家的媒體、教育、官方對某些名詞有統一口徑稱謂,是國際標準,全世界如是,只是香港一直無王管而已。

 

        習主席說:「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第一片不能分裂的,就是文字陣地。

 

屈穎妍

 

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點解人們愈鬧,中國愈得?

點解人們愈鬧,中國愈得?
        十九大之後有很多有關中國的議論,有個略帶一點自由派思想的大學老師跟我說,香港人習慣了自由生活,不喜歡大陸相對專制的管治手法,但過去二十年香港人愈鬧共產黨,中國就愈來愈好,經濟快速發展,「我們都要想想,中國還是有些事情做對了。」這個思考角度很好,我覺得要看中國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軌跡,才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
  時光又倒流到一九一九年中國五四運動時,昨天我講過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結了五四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覺得中國要跟西方道路發展,但結果中國仍給人欺凌,要將德國的膠州灣租借地,交由日本接管。
  那一年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的八年,中國開始模仿西方建立一個共和政體,可惜中國並未強大起來,民族未能自立。
  相比之下,日本卻強起來了。一八六八年日本開始進行明治維新,國力迅速上升,二十六年後即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一個小國首先打敗大過她很多的中國。到一九○四年,日本再在日俄戰爭擊敗俄國,稱霸亞洲確立它是強國的地位。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想仿效日本走西方制度,搞出類似民主共和的政體,但巴黎和會如一盤冷水淋到中國人頭上,結果就分裂出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繼續想走西方路線,另一條道路是仿效俄國十月革命,搞社會主義革命。結果中共把社會主義引入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中共搞革命成功,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是她做對的第一步,完全符合當時中國人希望國家獨立自強的願望。
  我讀大學時研究過一個課題,就是一個搞革命的政黨在奪取政權後,如何演變成一個搞發展的政黨,當時我已發覺大多數革命政黨難以轉型。革命是搞破壞,但革命之後的建國就要搞建設。毛澤東是革命領袖,發動群眾,打仗鬧革命很成功。要他坐下來搞經濟講建設,非他所長,他就用搞革命的方式搞經濟,搞不好大權旁落。再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重新奪回政權。
  中共不能由搞革命的政黨演化成為搞發展的政黨,在和平時代不斷革命,背離人民希望有和平溫飽生活的要求,成為她走錯的第二步,很多海外華人對中共形成惡劣的印象,都從這時形成。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鄧小平上台,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再把解決人民溫飽作為頭號問題,中共由革命型政黨過渡向發展型政黨。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是以選票來取得合法性,社會主義制度則無普及的選舉,只能透過直接解決人民最大需求來獲取合法性,路走對了,人民的支持就高了。這是中共由錯轉對的第三步。
  但二○○一年中國入世後,二○○二年開始的十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但管理比較鬆馳,貨幣濫發,貪污伴隨發展而生,十元銀行貸款,有七、八元不知跑到那裏去,中國的路雖然未見大錯,但又開始走偏了。到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後,從嚴治黨,整頓經濟結構,令一切重回正軌。
  中共在十九大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為己任,以建立現代化強國為目標,這是一百年前中國人已開始有的夢想,將是中共走對的第四步。
  中共領導中國,由革命之路,走上發展之路,追尋美好生活,正是民心所向。她正以專制但高效的施政,獲取人民的認受性。若我們從虛無的角度質疑中國缺乏民主,但它卻如此高效地滿足着人民的需求,套用一句俗語,這是非常「堅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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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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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莫害死學生 並害苦香港人

莫害死學生 並害苦香港人
香港有這樣一批人,他們口頭上說,自己不支持港獨;但在實際行動上,卻處處阻止別人去反對港獨。誰要是批評一下港獨分子的言行,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跳出來,反過來說反港獨的人不是,說反對者反應過敏,只會刺激更多的人支持港獨,有人甚至說,港獨是反港獨的人弄出來的。這是甚麼邏輯?明明是港獨分子公然叫囂在先,反港獨者批評回應在後,怎能把回應的人說成是發動的人?分明是有人想替港獨分子排除阻力,使港獨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日前,香港十間大學的校長,發表了一份反對港獨的聯合聲明,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但亦有人跳出來,說校長的聲明是在中方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有人甚至指校長已向中共跪低。很明顯,說這種話的人本身就是在向校長施壓。誰要是反獨,他們就說誰是接受中共擺布。他們想利用港人恐共與仇共的情緒,去削弱香港的反獨力量,好讓港獨分子可以顯得更有勢頭,可以更容易擴散出去。
 其實,有不少反對港獨的人,根本不是中共的追隨者;他們中有些甚至是極之反共的。但這不妨礙他們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不想國土被分裂,國勢被削弱。他們更不想自己的後代,像羅興亞人或庫爾德族人那樣,要淪落天涯,到處被人欺負,他們覺得,年輕人或許因為入世未深,才不明白箇中道理;但一些為人師表的,竟也對港獨假反對真縱容,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他們亦想不明白,為何有些香港人,之前可以這樣積極投入保釣運動,現在卻可掉過頭來支持港獨。相比釣魚台,香港對中國來說,無論在政治、經濟、民生、文化等層面,都更為重要。可見他們當年搞保釣,其出發點根本不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站在中國的利益來考慮,無論中國由哪個政黨來執政,中國人民都不容香港獨立。執政者若是在這個立場上表現得軟弱的話,他的執政地位就不可能保得住。因此,無論誰執政,都不會對香港獨立袖手旁觀,反對派選擇在港獨問題上去挑釁北京,實在十分不智。這只會叫北京把對香港的政策收得更緊,令香港人原先還可以享有的自主空間也被縮小。情況將有如佔中換來人大8.31決定一樣。
 我相信,現時在背後策動年輕人去搞港獨的人,他們是十分清楚香港是沒有機會獨立的。所以,他們的目標根本不是要令到香港獨立,而是要令中共的一國兩制失敗。他們知道,在別的問題上中國還可以忍手,但一涉及領土與主權,中共就一定會反應強烈,那就很容易行差踏錯,破壞了對一國兩制的承諾,那之前的努力,就會毀於一旦。
 不過,我相信中共即使出手,亦不會立即改行一國一制算數,而是會進一步把政策收緊,甚至會把某些全國性的法律,也拿到香港來推行,直到港獨思潮沒有滋長空間為止。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其他香港人也一併成了受害者,自主的空間一定不如今天多。至於參與港獨的年輕人,付出的代價一定會更多。他們會犯法、會坐牢、會失學、會前途盡毀,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C觀點施永青

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論語(四則)-----

論語(四則)-----譯文
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3.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2.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4.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最佳解答:  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語譯: 孔子說:「學習了并按一定的時間溫習,不是很愉快嗎? 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我和他一同探討、交流,不也是很快樂嗎?」
 分析: 孔子認為學習是一個人安身處世的根本,勸人以學習為樂,並且指出學習的正確方法。學了知識或技能,必須反覆溫習和鍛鍊,才能鞏固所學。至於待人方面,有朋友從遠方來探訪,自然感到高興;但遇到不瞭解自己的人,也不抱怨,這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君子。這一則用反問句來表示肯定的內容,語氣顯得委婉而親切。
2.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語譯: 孔子說:「溫習舊的知識,從而得到新的知識,這樣就可以作為老師了。」
 分析: 孔子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總結出「學」和「思」之間的關係,指出兩者應當並重,不可偏廢。只顧埋頭讀書而不思考,那就不能透徹理解;相反,只空想而不讀書則會產生疑惑。這一則用對比的寫法指出「學而不思」和「思而不學」都不足取,從而使人悟出「學」與「思」不可缺一的道理。
3.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語譯: 孔子說:「學習了卻不思考,就會迷惑;思考了卻不學習,就會精神疲倦而無所得。」
 分析: 這則雖然和第一則意思相近,也是談論溫習的重要性,但比「學而時習之」又進了一層,特別強調知識的更新。溫習學過的知識,每有新的體會。能不斷更新知識,這樣的人就可以做老師了。「溫故」和「知新」貌似對立,實則相輔相成,「溫故知新」這說法極富有哲理。
4.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語譯: 孔子說:「三個人在一起行走,一定有可以作我的老師的人在其中;我選擇他們那些好的方面學習,那些不好的如果自己也有,就要改正它。」
 分析: 這一則主要說明不僅要自書本中學習,還要向身邊的人學習。幾個人走在一起,其中必定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所以,我們既要從正面學習別人的長處,也要從別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總括:
孔子所強調的學習方法是:第一「學而時習之」,學了之後,一定要按時重溫,經常練習,這樣才能鞏固知識,提高能力。第二,「學」與「思」相結合。學習時要思考,在思考中學習,二者相互促進。第三,「溫故知新」。通過溫習,對舊知識加深理解,熟練掌握,為學習新知識打下基礎,也可從中得到新體會。這種「推陳出新」的學習方法,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認為,對自己要加強身心修養,愛護自己的朋友,即使別人對自己不了解,也不能惱火;還要牢記「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要善於向他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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